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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形的牢笼”:中国如何管控未来

  • June 26, 2022

张玉桥最初因其家人在文革期间遭受酷刑而上访。后来,他就他所说的警察针对他家人的行为而上访。

随着中国建造起数字极权主义工具,他不得不运用间谍电影里的种种策略来规避监视,他说,监控已经变成了“高科技和纳粹化”的手段。

今年1月,张玉桥从山东的村子前往北京时,他关掉手机,用现金支付交通费,以减少自己的电子足迹。为了躲避公安的追踪,他购买前往错误目的地的火车票。他雇了私人司机绕过检查点,因为他的身份证会触发警报。

根据公安局的采购文件,天津这套系统有一个特殊功能,专门对付他这种有“一定反侦察意识”,会频繁换车来逃避监控的人。

不论是否触发了系统警报,张玉桥都发现了一个变化。他说,只要他关掉手机,警察就会上门查看他是否又离家去了北京。

伦敦政经学院研究中国监控影响的经济学教授诺姆·尤赫特曼表示,即便警察的系统不能准确预测人们的行为,当局仍可能因感受到威胁而认定它们是有用的。

他说,“在没有真正的政治问责制的情况下,”拥有一个能够频繁出警的监控系统“可以非常有效地”打击社会动乱。

一旦设置了指标并触发了警告,民警在处理上几乎没有什么灵活的空间,管控能力被高层集中了起来。据专家和公开的公安文件显示,民警对自动监控警报的响应程度以及防止抗议发生的有效率是被用来评估其工作的依据。

这项技术也体现了权力的失衡。一些招标文件提及了“红名单”——一些监控系统需要忽略掉的人。

一份公安部采购文件中写道,该功能是为“需要保护隐私的人员,VIP保护人员”提供的。另一份来自广东省公安厅的文件则更加具体,规定红名单为“领导”设定。

技术以这种方式将政治权力与普通民众隔绝,张玉桥对此表示非常失望。

Article source: https://www.nytimes.com/zh-hans/2022/06/25/technology/china-surveillance-chine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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